摘要：疯狂的早教《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王珊本文首发于总第783期《中国新闻周刊》让尚在襁褓的婴儿听四书五经，这听起来很疯狂，但这种早教真的有人为之买单。中国父母对子女的教育焦虑，已经往下延伸到了摇篮阶段。商业机构利用这一心理，编造出各种五花八门的...
疯狂的早教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王珊
本文首发于总第783期《中国新闻周刊》
“你相信孩子刚生下来不到七个月的时间，不会讲话就认识几千个生字吗？”
“你相信一个宝宝刚出生就会背几十万字的经典吗？”
“别去想后面的理论（支持），等你把理论搞清楚就晚了！怀胎十月的胎教以及生下来前十个月的教育最重要！”
2016年11月12日上午，淄博山东理工大学学术报告厅，一名中年妇人面对台下百来号人声嘶力竭地讲着什么，由于太激动，白皙的脸庞都有些发红。说到激动处，台下掌声雷动。这场面看起来像是某位成功学大师在给粉丝洗脑，抑或是电视购物广告，其实却是一场早教讲座，更准确地说，是“全国首套胎早教系统”、俗称“读经宝宝”的产品推介会。
台上演讲者，也就是读经宝宝的创始人叫孟丹梅，今年46岁，是民间读经运动的首批推广者。2007年，她在深圳梧桐山成立了当地第一家全日制私塾，让3至13岁的儿童诵读四书五经等传统经典。在她的带动下，如今，梧桐山已拥有大小十余所私塾，成为全国有名的读经之地。读经运动受到了社会广泛关注，有人追捧，但更多的是质疑与反对。《人民日报》曾发表评论直斥“读经运动违反教育规律与认知规律，造就庸才，注定失败”。
但孟丹梅不管这些，如今，她将这场饱受争议的读经运动又往前推了一步：让3岁之前的婴儿，甚至是还在母亲腹中的胎儿听经。为推广这一理念，孟丹梅不遗余力。据《中国新闻周刊》的不完全统计，从2015年到2016年，孟丹梅为宣传读经宝宝产品所举办的讲座不下于30场，足迹遍布深圳、郑州、成都、青岛、长春、台中等地。
这已是她第二次来淄博宣传自己的早教产品。上一次，也是在这个报告厅，她作了同样主题的演讲——“这个世界上还有人可以飞翔”，但效果不佳。目前，淄博的读经宝宝不超过10个。这一次，孟丹梅有备而来，发誓要打开山东的市场。按计划，她将在三天内跑遍山东的五个城市。在当天上午的行程结束后，她就要立即赶赴滨州开始下午两点的演讲，路上车程至少两个半小时，推算下来，连坐下来吃午饭的时间都没有。
其实，孟丹梅并没有教育学脑科学等相关学术背景，也不是研究传统经典出身。她原先是个文艺兵，跳独舞。也许是职业训练所致，一双大眼睛仿佛会说话。她很注意自己在公众面前的形象，总喜欢在胸前搭一条围巾，当天也不例外，这让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她，显得颇有几分书卷气息。
她的语言富于煽动力——“这些产品融合了哲学、脑神经科学、认知心理学、教育学、音乐等专家学者研究成果”，使用了这些产品的宝宝们“生命将变得与众不同”，“有爱因斯坦的头脑、孔子的心灵，他有聪明的脑神经，见什么学什么，学什么会什么。”
她精心包装的这套说辞打动了一些人。怀孕8个月的李丽就坐在第一排，听得热血沸腾。在半米距离内，她能清晰地看到孟丹梅的丰富表情，甚至能够看到她因动情而湿润的眼眶。伴随着孟丹梅抑扬顿挫的声音，李丽已经开始沉浸在培养一个天才出来的幻想中。
不靠谱的胎早教
孟丹梅演讲里最有说服力的部分是她儿子的故事。这个很少有人亲眼见到却频繁被她提及的孩子，被称为是通过读经获得了成功，“满腹经纶，两三岁，几万字的经典文章随口成诵”。孩子出生的时候，产房里放的音乐都是《论语》，“孩子是微笑着生下来的，不是笨到不会哭，而是聪明到不需要哭，且性情平和，相貌不凡”。
听着孟丹梅在上面讲，李丽很激动。孟丹梅在台上高喊着“相信吗？”“你们会尝试吗？”李丽会大声地回答“相信！”“会！”李丽也研究过其他的早教产品，但她觉得太贵了。“读经宝宝卖价16800元看起来不少，却可以用到13岁，平摊到每一年的费用就不算贵，而且效果不错。”
多年经商的孟丹梅善于抓住商机。根据网上的公开信息，她14岁当兵，6年后复员做生意开饭店，到26岁时已有千万身家。2001年，她遇到了师父王财贵。从1990年代开始，来自台湾的王财贵就开始在大陆推广儿童读经运动。随后20年，他成为大陆民间读经运动的精神领袖。王财贵的理论简单明了：中国的孩子需要学习中国的经典，学习的方法则简单明了——大量读经，大量背诵。孟丹梅是王财贵的得力助手。成都日报报业集团旗下的《教育家》杂志主笔吴梅曾在拜访过她后写过一篇文章，文中写到，“孟丹梅强悍凌厉，不按牌理出牌，又人脉广厚，有生意场上的历练，很快成为王财贵读经运动的一员干将。”
在追随王财贵的过程中，孟丹梅发现，3岁之前的幼童是一片亟待开发的市场。就在她开始鼓吹读经宝宝的2008年，全国的早教市场已经一片火热。《2007-2008年中国早期教育行业市场发展研究报告》显示，中国0-3岁婴幼儿约为0.7亿人。随着人们早期教育意识的提高，对其投入也会逐年增加，中国婴幼儿早期教育市场每年将以8％的速度增长。在这一时期，亿婴天使等本土品牌相继诞生，最早引入中国的金宝贝早教开始了其在中国的迅速扩张。
“读经宝宝实际上是走偏了，打着弘扬国学的名义，依靠煽情演讲售卖产品。”一位读经界内部人士说。他是王财贵读经运动的拥护者，但对打着读经旗号的商业活动很无奈。“大量读经的理念推动了读经机等教具的出现，学堂开始热衷于培训、出教材。为了促进产品的进一步售卖，一些所谓的新理念出现，孟丹梅的读经宝宝就是其中典型。她将读经引向胎教、早教，完全商业化了。”
当天的演讲现场展示了读经宝宝的全部产品：两个mp3音箱及音响设备、经典书画、字卡、书籍。全套售价16800元，也可零售，比如字卡1800元、名画套装6800元、音响套装8800元。读经宝宝的推广员声称，“所有的纸质产品都是由纯食品级的纸张油墨印制，孩子拿来吃也没问题。”
产品系列中的两个mp3，一个“灌进”了《大学》《中庸》《孟子》等经典的诵读，另一个里面是英、法、德、拉丁、希伯来、希腊六个语言版本的马太福音录音，及英文朗读的西方经典文学作品。产品使用简单，无需说明书：在怀孕期间24小时不停地播放，待孩子出生至少可以听1000遍。
孟丹梅有一套土洋结合的自创理论来解释为什么要让婴儿听读经宝宝。“眼耳鼻舌任何一个管道的刺激都能起到全脑开发的作用，对孩子进行刺激，会让两到三岁孩子的脑神经旺盛地增长和运作。孩子接触的讯息越多，刺激越多，脑神经就越发达，髓鞘化的程度就越深。髓鞘化是孩子与生俱来的能力，如果你没有用，就会减损，变得没用。0-3岁是孩子发展的关键期，0-10个月是钻石期。”这听起来貌似科学，接下来，她搬出了民国例证：“那些大师级的人物动不动就精通几国语言，因为他们是读经长大的，读经使得他们的脑神经构建得如高速公路一样开阔丰富。在这样的高速公路上，什么样的车都不会堵塞，幼时读经为他们构建了良好的环境。”
李丽看过读经宝宝产品使用的视频，那让她觉得神奇。一个母亲拿出几张字卡，边读边飞快地置换另一张字卡，一段时间后，她让几个月大的孩子辨认她所读的字，孩子很快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如果真要追寻理论根据，孟丹梅的字卡可以追溯到杜曼的闪卡教育法。这种方法是美国1940年代早教专家杜曼研究的一种教育方法，用闪示的手法向宝宝快速传达信息，以刺激幼儿大脑相关神经通路。通过学习，孩子快速提高创造力、运算能力等。
但这种方法早已被业界淘汰。美国儿科学会分别于1982年、1999年、2002年和2005年对杜曼表示质疑，认为他的理论没有科学依据，其所声称的效果并没有建立在严谨的科学实验基础上。
一位使用过读经宝宝的香港家长向《中国新闻周刊》吐苦水，“有限的时间都在使用读经宝宝产品，导致生活语言的沟通变少。孩子已经两岁了，说话很晚。”
但依然有像李丽这样对孩子期望过高且自身文化水平有限的父母被孟丹梅的理论所蛊惑。只有初中学历的李丽今年已经40岁了。为了听当天的演讲，这位高龄孕妇早上7点就从家里出发，挺着大肚子倒了两趟公交车，花了一个半小时到达会场。她还有一个15岁的女儿，刚上初中四年级，正处于青春叛逆期，成绩不好。因此，李丽不愿意多谈自己的女儿，将希望全部押在了肚子里的孩子身上。孟丹梅的演讲让她相信，如果早教做得好，儿子一定会争气，会成为天才。
培育出来的市场
洪玉在刚怀孕时就辞掉了工作，如今是位全职妈妈。她从小跟着爷爷奶奶长大，后来被父母带到身边，母亲脾气很大，喜欢发怒训斥人。洪玉觉得自己有童年阴影，回想小时候全是孤独与恐惧的感觉。现在，她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希望给她最好的守护与教育，让孩子过得比自己好。
作为一个新手妈妈，洪玉做了不少准备，在怀孕后期，她每周都会去家旁边的图书馆借育儿类的书籍，每次十本十本地扛回家，一直到临产前。然而，这些育儿书并不能解决她的困惑，相反，书中各种不一致的说法让她感到迷茫，比如有的书说过早给孩子用图片认物不好，有的则说需要给孩子一定的刺激。
孩子刚满三个月，洪玉就开始考虑给孩子报早教班的事情。在她所在的一个育儿群里，大家对要不要报早教班及选择哪家机构讨论得很热闹。这加剧了洪玉的焦虑，她担心亏待了孩子，让她输在了起跑线上。
她带着孩子跑遍了全市大大小小的早教机构试听，最后选择了一家本土品牌，124节课总共一万六千多元。对生活在南方三线城市的她来说，这不是个小数目，毕竟所有的生活压力都压在爱人一个人身上。除此之外，她还给孩子订购了不少玩具，这些玩具都声称有助于开发孩子某个特定方面的能力。
沃顿营销学教授伦纳德·M·洛迪什分析了父母在面对厂商营销中的脆弱性，并将其称之为消费者中“脆弱的钱袋”，就像“人们在亲友去世时十分脆弱，结果成了丧葬业宰割的对象。或者是当人们结婚的时候：只要看看那些婚礼的排场就知道花销不菲。为人父母者同样很脆弱，因为他们总是想给自己的孩子最好的”。
仅仅在10多年前，洪玉可能还不至于如此焦虑。那时的中国父母还不知道早教为何物。陈艺东是精中教育集团（以下简称“精中集团”）的董事长。2003年，精中集团将美国金宝贝早教中心引入中国。她记得，那时，国内早教的概念尚未流行起来，只有一些0-3岁儿童的托管机构。
因此，刚刚打入中国的金宝贝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受欢迎。陈艺东的母亲说，“这么小的孩子，你折腾他干吗？”她的朋友则更为干脆，“哎呀，你们这不是骗钱吗？”夏弘禹是陈艺东的合作者。人们对早教的不解，在他眼里恰恰是巨大的市场发展空间：“中国每小时有2000多名婴儿诞生，仅在城市里，0至3岁的婴幼儿就超过1000万。在中国城市中，每个幼儿家庭每年平均要在早期教育上花费3000元以上，6岁以下的儿童教育市场消费额达300亿元。在中国，儿童早期教育越来越受关注，每位年轻的父母都渴望给到孩子最好的教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出：早期教育产业是21世纪的朝阳产业。在中国，早教市场正在成为教育产业中一块最具有潜力的前景广阔的天地。”
为打开市场，精中集团将最初的目标瞄准海归、港台在大陆工作人士这一最易接受早教理念的群体，第一个直营店选在上海古北的一个高端社区。打着双语教学理念的金宝贝，招聘老师的条件是要会英语，要懂孩子，还要会唱歌、性格开朗大方。不少应聘者不了解早教中心是做什么的，陈艺东还要向他们解释。她还回忆说，“当时，我们是在跟外企争人才，一个月的工资开到了七八千。”这样的招聘过程，本身对早教及金宝贝是最好的宣传。
开有一家早教机构的王玉明，善于揣测家长心理。他说，“家长们往往更多地会根据消费体验选择早教中心，比如说推广人员的态度、早教是否能对孩子的某些行为即刻产生影响，而不是根据它们的师资、课程或教育理念。”“在做推广的时候，我们会暗示孩子父母起跑线的概念，让其有危机感。当然，很多早教机构会直接说，如果3岁之前不开发孩子的潜能，将会失去孩子发展的最佳时期。”
2007年，美国知名记者苏珊·克瑞格·托马斯写了一本名为《宝贝快买：消费文化是如何操纵家长与毒害幼小心灵的》的书。作为两个孩子母亲的托马斯，十分理解为人父母者为何这么快就相信婴儿能从特定玩具和影音制品中受益的论调。她在书中写道：“玩具和媒体公司利用家长的不安全感来推广他们的产品，这并不是什么秘密。没有什么比家有一个零到三岁的孩子更让父母神经紧张的了。”她又补充道，“你竭尽全力使他们健康活泼而自己却一直在担惊受怕中度过。你执着地想做好每一件事情，你满脑子都是‘如果我不买这个产品，是不是就等于剥夺了孩子的机会’这种想法。”
然而，正是这些无法证明其功能的产品和父母的焦虑推动了美国婴儿教育200多亿美元的市场。在《宝贝快买》一书中，托马斯指出婴儿已经成为了“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消费者”，并且可能最终遭受“过去只造访成年人的物质主义泛滥病——焦虑、过分要强、或是抑郁。”
如今，这些已经被学者广为批驳的理论，伴随着早教产业的扩张，被贩卖到了中国。相似的一幕，又开始在中国上演。北京物资学院物流管理与工程硕士刘娜曾对中国80后新一代父母的消费观进行分析后指出，80后的父母把孩子的教育作为了最首要的任务。敏感的品牌商们深知80后父母的心理,由此应运而生了各种各样针对80后父母和他们的孩子的产品和服务。似乎只要孩子参加了课程，玩了玩具，看了他们的书，就会把孩子所有的潜能开发出来。所有这些产品的目的只有一个：增强孩子的认知发展,让孩子学习！
刘娜对早教市场上的课程进行了总结：中国上小学的年龄是6岁,那么早教中心的目标客群定位在拥有0- 6岁孩子的家庭。早教中心的教程又细分为针对0-3岁宝宝和3-6岁小朋友。0-3岁的课程主要训练宝宝的视觉、听觉、触觉、味觉、嗅觉等基本能力。等到宝宝长到 3 岁之后，就开始训练孩子的语言能力，并开始数学、科学等知识的介绍，目的在于提高孩子的思维能力和逻辑能力。刘娜说，“所有的介绍都振奋人心，让父母觉得，在孩子在上小学、接受正式教育之前，已经有希望成为‘小神童’了！”
为迎合中国家长的这种心理，金宝贝的理念也悄悄发生着改变。这一点，毛奇骅颇为了解。他曾在美国英特尔公司总部工作。在美国时，毛奇骅曾将14个月的大儿子送到了金宝贝，一直到四岁左右。毛奇骅说，“那时候还没有第二个孩子，小孩在家没人陪玩。金宝贝在美国主要就是出于儿童社交功能的考虑，因此，我们想让孩子在那里和同龄人一起玩，锻炼社交能力。”因为这段经历，2004年，回国后的毛奇骅成为金宝贝全国第二家加盟商。
然而，毛奇骅指出，因为中国的父母非常重视教育，从美国引进到中国后，金宝贝在社交理念中突出了“教”的意味。将早教机构的定位往学校上靠拢，这是一种本土化的手段，就像肯德基麦当劳到了中国开始售卖粥一样。
与功能变化一起改变的还有金宝贝的项目。一些以培养儿童运动能力为主的项目，如 gym walker,gym runner,gym explorer，也为了迎合中国父母喜爱考试、发证的特点，变成了level1、level2、level3等。
在早教机构的“勤奋耕耘”下，中国的早教土壤开始成熟。2008年以后，陈艺东发现，“父母们的讨论重点，已经不再是要不要去做早教了，而是谈论去哪里上早教，是选择离家近的，还是有品牌的。即使不去参加培训，一些家长也会找些书自己看，或者买些玩具给孩子。”
变化体现在毛奇骅身上的是店面的扩张。2009年，他的加盟店的面积扩大了接近一倍，教室从3个增加到了6个，招生人数也从原来的一百多人增加到上千人。各种类型的早教机构也相继推出，包括美吉姆、运动宝贝等品牌。根据神童网2011年度上半年的数据统计，中国大陆地区有早期教育机构12450家，其中外资投资占比17.8％。目前全国早教市场最活跃的是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四个城市。根据数据，四地2011年上半年度早教中心同比新增33.6％，达到5112家。新增英语类早教中心达到48.6％，启蒙类新增23.5％，思维类新增21.8％，其他运动类、益智类、音乐类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
在五花八门教育理念的诱惑下，中国父母“脆弱的钱袋”不断地被打开。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刘焱在2015年全国政协教育界别联组会上说，一些早教机构已经成为“抢劫摇篮”，大多以“课时制”打包收费，少则每学时收费几十元，多则200元以上。
当被问到收费高昂的问题时，早教机构们又纷纷推出自己的卖点，宣称课程、教学环境和硬件配套全球接轨，“贵有贵的道理”。“高价其实也是早教机构重要的营销策略之一。”南京亲范学堂家庭教育指导中心主任殷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早教机构正是利用家长“价格越贵作用越大”的心态，一般都会将价格定得高一点，家长为了让孩子能从一开始便接受“优质教育”，于是不计成本地报名。
被误读的神经科学理论
在这场早教大淘金中，涌现出了许许多多的孟丹梅。他们都打着早教幌子，兜售着毫无科学依据却价格不菲的早教产品。其中颇具有代表性的便是冯德全的《早教革命》系列产品。
在冯德全的简介中，能够看到这样的字样：中国当代著名的早期教育理论家、“0岁方案”创始人、中国早期教育研究所创办者。除此之外，他还有一系列看起来“唬人”的头衔：武汉大学智力技术开发中心顾问、教授，北京金韵早慧潜能科技开发研究院院长，武汉儿童早教学校校长，《人才摇篮》杂志主编、中国未来教育研究会执委、中国优生优育协会少儿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在这一系列头衔中，最为官方的是教育部“科学教育——开发儿童潜能”课题顾问。
这位课题顾问主打的理念是“立体早教法”，宣传的口号是“你不知道孩子的潜能究竟有多大”。《早教革命》的一个业务员向《中国新闻周刊》声称，通过行为早教、潜能开发、性格培养三个方面的早期教育，可以让7岁前的孩子语言理解能力、表达力、判断能力、记忆力、空间感知力、观察力、思维能力、艺术修养、性格塑造等多方面获得巨大进步。
开发孩子潜力的提法并没有错。这一理念最早可追溯到1906年儿童教育家蒙台梭利提出的儿童教育法。蒙台梭利主张以儿童为中心、把握孩子发展的敏感期、利用专业教具让孩子在自我构建中发展等观点对早期教育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后来，皮亚杰等儿童心理学家的研究进一步证明了早期开发的重要性，他们认为，0至3岁是人一生中智力、情感的发展中最为关键的时期。
1990年代，神经系统科学技术如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和磁共振成像等技术的发展，使得科学家能够窥视人类大脑的秘密。科学家们发现，孩子的大脑存在戏剧性的物理变化。即从观察上看，幼儿出生的时候神经元突触没有比成人少多少。然而，在最初的几个月里，新生儿神经元以非常快的速度发展，学步的小孩神经元甚至要比成人多。但是过了一岁之后，突触增长的过程会停下来，大脑开始修剪突触间的链接，这会一直持续到大脑成熟起来。科学家推测，神经元的存在影响幼儿行为和学习。
媒体大量报道了这些发现，并对神经科学的研究效能进行暗示。比较有影响力的是1996年美国《新闻周刊》的报道。文章说，当一个孩子来到世上，他的大脑是混乱的神经元，等待着编织成复杂的地毯。教育工作者和父母们也被新研究的结果迷住了，他们放大了这一结论，并以此来论证孩子早期的训练对大脑的形成至关重要，并直接影响孩子的智力发展。
一时间，在美国书店的育儿区，到处能看到大量的书籍承诺能够帮助家长将孩子变得聪明伶俐，通过提供相应的刺激和活动使他们成长为开心、成功的成年人。育儿书籍的命名也颇对家长的胃口：《如何塑形宝宝的大脑》《聪明的幼儿宝贝培育》《如何使宝宝大脑足够聪明》。很多人甚至声称，如果不接受早期教育，很多孩子在进入中小学的时候就已经没有希望或者是注定了落后。
美国教育界资深政策分析员萨拉·米德（Sara Mead）在一篇名为《百万美元宝贝：为什么婴儿不能“插线”成功》的文章中指出，这些早期教育的推动者的理念是建立在对大脑研究误解和误用的基础上的。当宝宝神经元快速发展的时候，成年人是不能够通过听贝多芬音乐或者是玩爱因斯坦积木，来使他们变得更加聪慧的。
这种儿童发展机不可失的姿态，也受到了神经科学家的尖锐批评。斯坦福大学教授Carla Shatz认为，一些针对孩子的学习产品，没有足够的证据去支持他们的广告所暗示的目的，即他们会让孩子变得更聪明。Shatz说，不可否认，三岁前对孩子很重要，但不能说是最重要的，更不用说是唯一对孩子的发展起作用的。
冯德全则站在了Shatz的对立面。他强调0至3岁的关键性，同时暗示父母错失良机的代价。为了迎合中国父母对教育的重视，他将幼儿潜力的开发聚焦在“学习认字”上。冯德全声称，凭着《早教革命》这本书，幼儿两岁左右识字量达到2000个，三岁左右达到3000个，四岁能流畅地读书、看报等。
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副理事长王化敏曾对这一点进行过剖析，“冯德全对家长影响最深、刺激最大的即是对认字的宣传。这种口号提出来，非常蛊惑中国家长的心。他前面所说的健康语言发展、交友能力等正确的理念，却都没有落实。”
2009年11月20日，中央电视台经济与法栏目播出了《家有“神童”是梦吗？》揭秘冯德全《早教革命》骗局，指出冯德全的教育部“科学教育——开发儿童潜能”课题顾问的身份存在问题。随后，教育部发了一个声明：教育部从未聘任过儿童潜能开发顾问和科学教育课题顾问，从未组织、授权任何单位和个人编写《早教革命》，更未鉴定、推荐和倡导《早教革命》，《早教革命》一书的编写、出版发行和推广行为均与我部无关。在儿童早期过早进行识字强化训练违反儿童身心发展规律，请有关单位和广大家长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
然而，这些并没有影响《早教革命》的火爆。该产品的推广人员称，“《早教革命》已经升级为《冯德全早教套装》，包含书籍和早教光盘，一套580元，非常火爆。”而一位网络上颇受欢迎的早教专家，还曾在一次早教研讨会中提到冯德全，并将其视为“早教之父”。
监管真空的行业
一名早期的早教从业者曾参加过一次业内交流会。会上，一位知名的早教机构负责人在台上说，“我名气很大，家长愿意给我钱，那我就随便找几个学生代代课呗。”“那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和言论，着实让人恼火。现在早教搞得跟抢钱一样。”这位从业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如果你骗女人的钱，无非就是抢点美容钱；抢孩子的钱，你会毁了他一辈子。”
陈艺东也曾经面试过一个求职者。这名求职者是一家小的早教品牌的负责人，机构里有两百多名孩子。做了一年后，他决定不做了。“所有的课程根本就没有任何研发实力，就是在网上买一些教具，感觉实在太骗人了。”这位求职者对陈艺东说。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刘焱曾关注过这一现象，她指出，有的早教机构打着“国外引进”的旗号，把一些在国外或境外都不被认可甚至被禁止的“早教课程”包装后使用，有损于婴幼儿身心健康。2014年，厦门一名3岁的男童就在早教中心摔伤，右前臂骨折，经鉴定构成十级伤残。男童父母将早教中心告上法庭，早教中心被法院认定承担全责，赔偿男童及家属医疗费等各项损失共九万余元。
南昌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李丽珍在论文《早教机构服务质量管理研究——以“爱因斯坦早教中心”为例》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进一步阐述。李丽珍曾经跟一些早教机构里教程设计组的老师接触过。这些老师的工作主要是设计活动方案。李丽珍说，这些老师的设计方法令人大开眼界：市面上到处都有早教的书卖，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活动方案，这里借一点，那里拿一点，有时也能上网搜点资料，整合在一起，再改头换面，比如把教学工具从木马换成塑球，就成了他们独有的方案。
最为典型的是对蒙台梭利教育理论的滥用。蒙台梭利理论以儿童自由发展为其核心。该理论认为，儿童就像一颗种子，真正的教育不可以与孩子的天性和本能作对，教育的功能是了解“儿童的秘密”“心灵内部的世界”“内在的天性”和“内在的潜能”。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中国蒙台梭利教育协会副会长李淑英担忧出现一种现象：有些人不懂蒙台梭利教育，也不认真学习和了解，挂羊头卖狗肉，把“蒙台梭利”当成了“经济增长点”。
她的担忧已经成了现实。对于打出“蒙台梭利”旗号的早教机构，慕名已久的父母们往往趋之若鹜，却难辨真假。一名在打着蒙台梭利理念的早教机构工作过的早教老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所在的机构，所有班级统一上课，甚至上厕所也要一起去，这跟普通的幼儿园教育没有区别。“现在国内的蒙氏教师培训不少是速成的，培训一周或十几天就上岗了，这会误导孩子的。”李淑英说。
对于理念的滥用，王玉明的感受更深。王玉明是在2013年加盟一家国外的早教连锁机构的。这家机构成立于2008年，主打“中西合璧”的早教理念，即既有西式早教的自由、课程气氛活跃，又有以中式教育的教学秩序感，教孩子守规矩。王玉明的想法很简单：早教投资少，收益高。
签订合同后，王玉明又向总部购买了价值40万的教具。加上12万的加盟费，还有管理费等其他费用，开业之前，王玉明就已经花了上百万元。然而，经营并没有总部“吹嘘”的那样顺利。前半年，王玉明只招收了20多位学生，一整年下来总人数不超过50名。“除了投入的费用，每月的亏损高达两三万。”
不断地有家长找他退课，王玉明总结了原因，“总部的课程实际上是把美吉姆、金宝贝的各种授课形式抄过来，再从本土的早教机构扯来一些理念，这就是所谓的中西结合。”
在王玉明公司附近，还有四五家早教机构。在他从业的3年里，他眼看着这些机构一家家倒闭，又有新人不断地投入到这个行业。“其实早教行业90％以上的所谓总部不具有课程研发的能力以及管理能力。在以加盟的形式骗盟商的加盟费后，他们不会管盟商的死活的。很多机构是在苦苦支撑，支撑不下去只能跑路。”
《中国新闻周刊》梳理后发现，仅在2016年，全国各地就有20余家早教机构关门。对此，刘焱解释说，造成这个局面的根本原因，是早教机构一直没有明确的主管部门，早教机构从诞生以来就一直处于无人监管的状态。“大多数早期教育机构以咨询公司或亲子园、教育培训中心等名义在工商局注册登记处注册运营，没有任何行业准入标准。教育主管部门只负责幼儿园的准入和管理，不负责早教机构的审批、登记和监管。”
从业人员资质更是缺乏标准。刘焱介绍，目前我国大部分早教机构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学历整体偏低，缺乏专业训练，主要由机构自己内部培训，培训时间短，少则10天，多则3个月到半年；培训内容不规范，专业化水平低。
2015年，毛奇骅结束了金宝贝的加盟运营，和合伙人一起组织成立了全国婴幼儿早期教育考评管理中心，挂靠在中国专业人才库下面。毛奇骅希望想通过对早教教师的培养来给早教机构探索出一个行业标准。当然，吸引他这样做的缘由，仍是早教市场的巨大潜力。他兴奋地挥动着双手，算了一笔账，“金宝贝做了13年，近300家店，每个中心平均1000个孩子左右，这样算下来有30万孩子接受了早教。2015年，0至3岁的儿童已经达到5000万。我们做了13年才做了行业的1%都不到，我太看好早教市场了！”
在对来自多所机构的早教从业者进行培训后，毛奇骅的下属单娜发现，“早教机构里老师的理念高度取决于早教机构管理者，有什么样的老板就有什么样的老师。如果老板是个商人，老师在课堂中就会带有销售导向，因为老板会给他们业务指标。”
2003年，教育部等部委颁布了《关于幼儿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全面提高0~6岁儿童家长及看护人员的科学育儿能力”。《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也指出，要“重视0~3岁婴幼儿教育”。2013年初，教育部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开展0~3岁婴幼儿早期教育试点的通知，决定在上海市、北京市海淀区等14个地区开展0~3岁婴幼儿早期教育试点，重点探索管理体制、管理制度和服务模式等方面。
对此，刘焱表示，国家已经明确了教育部是0~3岁儿童早期教育的主管部门。作为主管部门，教育部应当承担起对于早期教育机构的管理和监督责任，建章立制，加强对于早期教育机构的指导和监管。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系副教授张文国解释了早教行业政策监管上发展缓慢的原因：尽管早教问题备受关注，但是教育部门解决起来有些力不从心。早教甚至幼儿园阶段都不属于义务教育。早教的发展牵涉到法规制定、资金投入、师资培训等问题，在幼儿园发展仍未完善的背景下，这些问题很难解决。
殷飞觉得，当前的早教实质上扭曲了儿童早期教育的本质。“越小的年龄段教育越需要专业性，越是年龄小的孩子，教育时越需要自然环境下的、家庭日常生活的影响，而不是进行小学化的、幼儿园化的教育。”
现在的早教是对孩子进行教育，殷飞认为这是一种妥协。在殷飞看来，早教应该是家长的责任，早期教育机构，应该对孩子的抚养人，比如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等进行早期教育理念宣传、脑科学宣传，包括对现在不太科学的早教观念进行厘清，在日常生活中学会如何做父母，如何对孩子施加恰当的早期影响。
他曾经试图开展对父母进行教育的学堂，但是报名者寥寥，来的人也很难坚持几天。“在家长们的意识中，花钱为自己上课，然后再去教育孩子是不值得的，他们更愿意直接在孩子身上花钱。”
（文中李丽、洪玉、王玉明为化名，实习生肖超、马秀岚、李甜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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